近日，筆者所在小區開始實行“門禁”制度，業主進出小區都要“刷卡”。據了解，現在的“門禁卡”已經被越來越多的小區所采用。百度“門禁卡”一詞，充斥著商家的推銷廣告，“門禁卡”儼然已經成為一種產業。此外，一些媒體也高度贊揚了使用門禁卡的小區所出現的治安好轉。當然，也有一些報道是抱怨這種“門禁”制度的，諸如門禁卡的容易復制，門禁卡使用所帶來的不便以及物業乘機亂收費等等。但是，并沒有多少人否認門禁卡在治安方面所帶來的好處，不難看出，“門禁卡”實際上還是當下治安問題下的一個產物，它所折射的是當代中國基層社會管理效度有限的無奈。

　　今天，對于很多小區來說，保安、防盜窗、防盜門、攝像頭，再加上這張“門禁卡”，真可謂銅墻鐵壁。然而，先且不談防盜效果如何，在此種環境之下的業主是否就真的“高枕無憂”、“歡心鼓舞”?當老人們說起“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對當下的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可能是個天方夜譚的故事。那么，殘留在老輩人記憶中社會狀況是怎么實現的?它對當代中國的基層社會管理又有什么樣的啟示呢?

　　在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中，我們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答案。傳統中國的基層社會基本屬于封閉的小農社會，它依靠一整套的宗法制度來實現社會的穩定，一般說來，一個家族就是一個村莊，族長既然負責社會管理，又要負責社會教化。單就治安來說，在這種典型的熟人社會中，社會流動很少、互動也少，天下承平之時，小偷小摸一進來，就會被全村大小老少一齊盯上，換上哪個村民不學好，族長組織族里長老開大會，輕則訓斥，重則鞭笞，甚至可將其逐出門戶，更有甚者，族長有權將“忤逆子弟”直接捆上丟河里淹了。碰上戰難年代，這些村落一般都會進行有組織的自我保護，建筑圍城，組建武裝等。當年的湘軍，剛開始的時候實際上就是地方的團勇，它的成員多為同村、同族，事實上，湘軍在一程度上可以說是宗法制度下的一個產物。我們常說，中國是個皇權專制的社會，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然而，傳統中國士紳治下的基層社會同西方莊園貴族治下的基層社會是截然不同的。當然，有人覺得這種“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大治”秩序只有在專制社會才會出現，在一個開放的社會是不可能出現的。這或許并不乏道理。然而，傳統中國基礎社會在非戰亂年代的有序管理卻是我們不能忽略的一個事實，或許我們不贊同也無法復制以往的方法，但是，我們也必須承認，在傳統中國宗法制度下的基層社會已灰飛湮滅，新中國建國初期的農村公社制度也已經解體的背景之下，對當今中國而言，基層社會管理缺失，公民社會的管理體制亟待建設是我們必須面臨的現實。這是當代中國治安問題突出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門禁卡”蔚然成風的關鍵所在。

　　應該注意到，傳統中國的基層社會管理模式，是以熟人社會為背景，以一整套的儒家倫理作為支撐，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是深入人心的信條，它的所有制度設計都是圍繞這一點的，有了這樣的保障，傳統中國的管理制度才能真正發揮效力。當代中國高速發展的城市化建設，在不斷突破熟人社會的范疇，一些新建社區已經不再是傳統意義上一家一族的群居了。此外，雖然新儒家在努力重構儒家新理論，國學熱也一度火熱，但是，儒家倫理在新階段終究還處于非主流階段。那么，當代中國基層社會管理需要什么樣的倫理作為支撐呢?一是民主，二是自由，三是互愛，四是公平。民主，就是要提倡“主人翁”意識，對社區的治安維護人人有責。自由，就是要最大程度方便業主，不要到處設防，搞得人人自危。

　　互愛，就是要提倡友愛互助的社會文化，不要形同陌路。公平，就是要確保弱勢群體的基本權益和基本生活，人人都要有敲開幸福之門的權利。

　　不難發現，“門禁卡”是短期內有限應對治安問題的方法，但是，肯定不是一個長久有效的策略，和諧社會，搞得到處銅墻鐵壁，人人自危是談不上幸?？鞓返摹！伴T禁卡”風行的今天，我們必須好好反省。